回忆文章:我与共大
发布人: xyb 发布时间: 2016-10-11 访问次数: 491

 

原江西省科技厅厅长、农大校友  李国强
 
    大学毕业后,我参加工作的第一站是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总校。虽然时间不长,但却使我产生了深深的共大情结,并影响到以后的从政和学术生涯。
 
    一、研读邵式平的共大办学思想
    1971年11月,我到总校时,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刚开过,会议炮制的“两个基本估计”,即:“解放后17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教师队伍中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唯独江西共大,因毛主席写了指示信而“红线照耀”,流传甚广。我从复旦大学到江西共大,仿佛从“白区”到“苏区”。总校有个校史馆,是我常去的地方,能在毛主席称赞的学校工作感到荣幸。
    一天,我从同事手中看到一份内部资料是共大创始人、江西省长邵式平关于共大的讲话,爱不释手。当时没有条件复印,我就借来抄,邵式平的讲话七八万字,加上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共大的言论,近10万字,我一一抄录下来,装订成册,至今还珍藏着这个手抄本。
    1973年春,我正式调入省文教办公室教育组大学组(即省教育厅高教处),从事高等教育管理工作,与共大接触就更多了。
    工作之余,我开始研究邵式平。我从邵式平的共大办学思想入手,进而研究邵式平的教育思想、生平与事业,陆续发表了《邵式平的共大办学思想与实践》《邵式平教育年谱》《教育省长》等一批学术论文,撰写了《邵式平传》,同时整理出版了《邵式平教育文选》《邵式平书信选集》《邵式平诗词选》等专著,形成邵式平研究系列。
    邵式平是我从小就景仰的老一辈革命家。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江西“南有朱毛,北有方邵”,邵式平是与方志敏齐名的赣东北苏区领导人。他出身于北京师范大学,创办过红军军政学校、陕北公学、抗大二分校,是集政治家、教育家于一身的新中国开国省长。邵式平办共大,立足国情、省情,创造性地把党的教育方针与江西实际相结合,把革命根据地办学传统应用于建设实践,探索改造农业、发展教育的新路,取得巨大成功,令中外瞩目。
    邵式平是思想敏锐的领导者,也是作风务实的领导者。从共大创办之日起,他就把共大列入重要议事日程,每年都要深入到总校和部分分校考察、调研或讲课;每年都要出席共大工作会议和重要活动,并发表讲话;他还经常召见共大负责人就共大工作听取意见并作出指示;甚至在病榻上仍念念不忘共大。他为共大的创办和发展沥胆苦心,为人民政府抓教育树立了楷模,被毛泽东称为“教育家”。
    江西是个农业省,如何把农业搞上去?这是历届省委、省政府领导萦绕于怀的问题。邵式平思考的是一条发展教育、改造农业、建设农村的道路。邵式平说:“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改造农业是一个根本问题。没有大批新军在群众中起作用,改造我国的农业就不可能”。“共大是以改造我们国家的农业为自己责任的。改造农业的问题很多,其中有一条,就是需要科学,需要文化……我们这个大学是社会主义农业生产的新军”。这些话集中反映了邵式平创办共大的指导思想。
    邵式平办共大的思想十分丰富,很有特色,其基本方面有:
    1、关于共大办学宗旨和培养目标
    在共大校长会议上,邵式平说:“我们国家搞社会主义建设是搞现代化,就必须有很多有文化知识的人。”在共大开学典礼祝词中又指出:共大应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一支强大有力的先头战斗部队。”共大学生以知识青年为主体,有农民、复员退伍军人、工人、农村基层干部、劳动模范等。邵式平要共大学生学会做人民公社的工作,学会农业生产,学会经济核算,学会商品交换,学会按劳分配,学会生产管理,学会多种经营,综合利用。共大立足山区、农村,服务农业,为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培养实用型技术人才,这在当时全国农林院校中是别开生面的。
    2、打开人才通向农村的道路
    邵式平说,共大的学生从农业战线来,毕业后回到农业生产第一线去,不能走大学毕业生由国家包下来的路。招生要改革,不以文凭卡人,分配也要改革,毕业生“可以干社员、小队长、大队长、县长,甚至省长,他们对哪门科学有研究,就当哪门的专家”。他当时就觉察到大中专毕业生全由国家包下来的做法有弊端,主张共大毕业生“凭本事吃饭嘛!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共大对招生也毕业生分配制度进行了大胆改革,思想超前,开辟了人才通向农村的道路。共大毕业生25万人,绝大多数在农业生产第一线,他们学农、爱农、务农、兴农,成为本乡本土发展农村商品经济、管理乡镇企业的重要力量,也有一些成为地区的领导干部,对江西农业和农村建设发展贡献很大。这种分配制度,是对计划经济条件下国家包分配政策的一个挑战。
    3、半工半读,勤工俭学
    共大办学方针是:半工半读,勤工俭学,学习和劳动相结合,政治与业务相结合。邵式平认为,实行半工半读,勤工俭学,是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改革教学内容和方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根本途径。他说:实行半工半读,关键是正确处理工读关系,“要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理解得更深刻,不要机械结合。”邵式平注重实践教育,主张按需施教。1960年夏天,共大总校组织力量在庐山编写教材,邵式平亲自审查。当年共大开设的农村经济、农村医疗等学科和经营管理学等课程,都是当时农业院校没有的。他还要求共大用3年的时间,编写出《农场经营学》和《垦殖场经营学》,让学生懂得生产经营管理方法。邵式平亲自审阅共大总校1962年生产财务计划,要求作为教材,发给学生学习。共大根据邵式平的指示,从实际出发,逐步建立了与学校规模相适应、与专业设置相配套的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基地。同时,把校内的工学活动与校外总结、推广群众生产经验结合起来。共大成为当地农村职业技术的中心和实行教学、科研、生产经营与技术推广相结合的基地。
    4、坚持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
    邵式平历来主张青年应该又红又专。1959年初,他在共大总校作《我们学校是新生的学校》的报告说:“我们的学校要学自然科学,也要学社会科学,要学习哲学。”他要求将《矛盾论》、《实践论》、《自然辩证法》等作为共大师生必读书。他说:“人不懂哲学,整个人生观就用不清楚。共大学习时间是少一点,但这几本书一定要读,因为这是管世界观、方法论的,是管政治方向的。”他经常给共大师生讲红军传统,讲延安精神,教育师生艰苦奋斗。
    5、能者为师,选举教员
    共大发展迅速,规模宏大,为广大工农及其子女上大学创造了条件,但师资怎么解决?邵式平主张通过聘请、“选举”、“拉伕”、分配大学毕业生等途径解决。他常说,共大的校长、教员、学生三者是一个统一体,实行能者为师,“谁长于哪方面的知识,谁就上讲台做老师讲课,谁缺乏哪方面的知识,谁就坐下来听课。同时,我们也可以到工厂、农村聘请生产模范讲课”。除此之外,“还可以拉伕,要县长、县委书记、场长、常委书记都来上课。”他自己就经常到总校和分校去讲课,深受学生欢迎。
    6、独特的领导管理体制
    共大实行省、地、县三级办学、三级管理,归口省农垦厅领导,业务上总校对各分校有指导责任。总校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并对省属、地属、县属分校有业务领导关系;地属分校以培养中级专门人才为主,同时承担一部分大专人才的培养任务;县属分校则培养初级技术人才。为了加强总校领导力量,省委任命长工出身、分管农业的省委书记刘俊秀任校长,副省长兼任省农垦厅厅长的汪东兴任党委书记,从组织上保证党的教育方针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共大办学指示的贯彻执行,从总校到分校形成强有力的指挥系统。开始,刘俊秀有点顾虑,说自己没有上过大学,怕当不了大学校长。邵式平却说,你上过瑞金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上过延安的中共中央党校、这就是大学文凭嘛,有资格当共大的校长。办学之道,贵在得人。请出刘俊秀当总校校长,真是知人善任。以后,随着共大分校逐渐与垦殖场分开,许多分校改县委书记或县长兼任共大校长。有的县还成立了共大领导小组。毛泽东曾说过,省、地、县三级领导要管教育,共大办学生动地体现了这一点。
    邵式平的共大办学思想,即便今天看起来仍有许多独创性,是留给我们的一份珍贵教育遗产。尤其难能可贵的是,邵式平创办共大,并不排斥和否定全日制的江西农学院,江西在办共大的同时,还兴办了江大、江工、江财等普通高校,实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是很明确的。
 
    二、总结共大办学经验
    我进入省教育厅工作已是“文革”后期。“两个基本估计”肆虐,江西教育是重灾区,高等更是重灾户,所谓“斗批改”实为失控状态下的折腾。中专、技校几乎全部砍掉,众多高校被撤销、合并或下迁,省教育厅高教处的日常工作多集中在共大。那时,全国各地来共大参观考察者络绎不绝,总结宣传共大办学经验,就成了省教育厅的一项重要工作。
    树欲静而风不止。1974年12月,国务院科教组在辽宁铁岭的朝阳农学院召开全国农林院校教育革命经验交流会,各省、市教育厅和部分农林院校的主要负责人参加。江西省文办副主任兼教育组组长吕良亲自率队出席。这次会议推出的所谓“朝农经验”,打着“学共大”、实行“社来社去”等旗号,同时推出“头上长角、身上带刺”“斗走资派”的“白卷英雄”张铁生的学生典型。科教组负责人迟群和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毛远新在会上一唱一和,这两人在当时都是炙手可热的人物。他们声称“朝农是块有棱角的石头”。会议印发20多份经验材料,但没有江西共大的。会内会外还影射江西共大“动摇了”“把革命成果丢掉了”等等。
    朝农现场会的召开,给共大和江西的同志造成很大压力。一开始,我们还没有把这场闹剧与篡党夺权阴谋划等号,但对他们否定共大办学成就,歪曲共大办学经验,竟然把共大社来社去等办学传统说成是朝农的“新鲜经验”,把“长角带刺”的“白卷英雄”张铁生树为学生样板等做法,十分反感。我们强烈地意识到,全国学朝农,共大怎么办?共大固然也要学,但更要总结、珍视自己的办学经验,把共大办得更好,以事实正视听,走正道育人才。
    1975年5月,省教育厅在共大南城分校举办全省共大分校负责人学习班。中心议题是,传达朝农会议精神,总结共大办学经验,加快教育革命步伐。会前,高教处李忠云处长带着我和共大总校黄庆来、刘学经和南城县的杨新生、小魏等几个年轻人进驻南城分校,准备办班材料。南城分校是全省100多所分校中办得最有特色的一所,此前我们也几乎年年来,但这次是带有现场会性质,全面系统地总结,作为学习班也是共大的典型经验。
    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我们以南城分校党总支的名义,起草了《切实办好毛主席完全赞成的学校》一文,把南城分校经验概括成三条。第一条是“坚持社来社去,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新型农民”。据南城分校的调查,在1300多名社来社去毕业生中,有74人入了党,800多人入了团,80多人被选拔到县、社、队领导岗位,160多人被评为劳动模型或先进生产者,受到贫下中农的称赞。第二条是“坚持农林牧的半工半读,实行教学、生产、科研结合”。总结出“三个为主”、“三个结合”,即:学校生产以自给性生产为主,自给性生产以学生劳动为主,学生劳动以专业劳动为主;进而把工和学结合起来、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结合起来、培养人和创造物质财富结合起来,推动了共大的发展。第三条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努力实现生产自给。南城分校的这些做法,是从几十年办学实践中逐步摸索出来的,在共大分校中有代表性,也得到许多分校和外来考察者的认可。
    学习班期间,省领导黄知真到会讲话,提出全省各级各类学校学共大;要把共大办成全省教育革命的样板,科学实验的基地,农业学大寨的练兵场。学习班结束后,省教育厅随即组织全省高校负责人到南城分校学习考察。
    这年6月,国务院科教组负责人李琦向黄知真约江西共大的稿子,登科教组机关刊物《教育革命通讯》。厅领导要我执笔,写了《沿着〈七·三○指示〉的道路前进》一文,署名“江西共大分校负责人学习班”,这篇文章在南城分校办学经验的基础上,吸收南城学习班成果,把全省共大办学基本经验根据成五条。即:一、坚持用共产主义思想和劳动实践培育人;二、坚持农、林、牧的半工半读;三、分散在全省各个山头,少数在平地;四、发扬社来社去的光荣传统;五、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实现“不要国家一分钱”。
    这篇文章和南城分校经验一样,都是总结共大办学实践,回应“朝农经验”,正面宣传共大,有很强的针对性。同时,针对朝农推出“长角带刺”的“白卷英雄”张铁生,我们则总结、宣传南城分校毕业生丁玉俚作为共大学生的代表,以“老黄牛”叫板“白卷英雄”的“反潮流”精神。
    丁玉俚是南城分校林学系首届毕业生,1962年回乡务农,坚持义务植树14年。他收工挖个坑,出工挑担肥,硬是在“寸木寸金”的棠下村赤膊山上造出一片森林,成为市、县造林样板。在他的示范和带动下,全村造杉木600亩,油茶100亩,果对25亩,毛竹4亩。丁玉俚总结的植树经验是:“杉木苗要菊花头,紫红茎,高六寸,筷子粗;整地要炼山全垦,深挖平带,里矮外高;栽树要坑大疏根,栽深栽正,打紧踩平;抚育要每年春秋一至三次,连续三年。”这一经验在当地流传,很受欢迎。丁玉俚的署名文章《誓教荒山万木春》,生动地反映了他的经历和经验。
    7月5日晚,我受厅领导委派,带着这3篇稿子和高安分校《我们是怎样坚持半工半读的》经验文章,专程赴京。《教育革命通讯》副主编敢峰骑着自行车,到机场巴士停靠站接我。敢峰连夜审稿,并赶写《把共大战旗举得更高》的评论,次日拿着清样来征求我的意见,7日发稿。这篇评论和4篇共大文章登载在《教育革命通讯》第7期上。这是江西共大在“朝农经验”出笼后,首次集中亮相全国。
    8月13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七·三○指示》主要内容在江西日报发表。同日,省委作出《进一步学习贯彻〈七·三○指示〉的决定》见报。江西人民出版社以《把共大战旗举得更高》为书名,把上述文章结集出版。
    1976年春,人民教育出版社派出祖振铨、苏寿桐、姚祖根、何佩瑶等4位资深编辑到南昌,专程组织共大稿件,7月编辑出版了《共产主义教育的幼芽——论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办学经验》一书。我有幸参与全程。与此同时,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了《红日照征程》一书,介绍江西共大办学经验。今天看起来,尽管书中难免留有那个时代的“左”的痕迹,但本质是从实际出发,全面总结共大经验,挑战和否定了“朝农”的某些做法。
    这期间,是“四人帮”干扰破坏教育革命最严重的时期,也是我们为共大服务最给力的时候。我多次奉命到总校和南城、高安、云山、横峰、进贤、永修等分校调查研究,总结经验,组织稿件。同时,为筹备召开欢送共大总校回乡当农民的应届毕业生大会、全省社来社去毕业生代表大会和省市军民纪念毛主席《七·三○指示》十五周年大会等忙碌着,内心激情燃烧,很是充实。共大的活动多集中在南昌最炎热的时候,那时还没有空调,家里也没有风扇,为赶写材料,我经常是挥汗如雨,加班加点,有时右手执笔为文,左手拿毛巾擦汗,双脚放在水盆中。
 
    三、反思共大历史命运
    正当全省变压力为动力,上下同心为共大争地位,争话语权,争更大发展的时候,“文革”结束了,共大的命运却在揭批“四人帮”斗争中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1975年3月8日,张铁生在一封信中口吐狂言说:“在如今教育革命的高潮中,在我们的宣传机关里,长时间地没有咱们共大的消息了。江西共大到哪里去了呢?真担心,她在崇高的荣誉之前随波逐流,顺从了刘少奇修正主义统治的17年,唯恐成了主席七·三○光辉指示灯下黑。如果那样的话,恐怕省委的问题严重,共大前党委更要深刻反省。”
    针对“四人帮”及张铁生的诬蔑,我于1976年12月撰写了《从张铁生攻击共大的黑信看“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批判文章。在此后的8个月的时间里,我几乎是每月一篇文章,揭批“四人帮”对共大的干扰破坏,宣传共大在拨乱反正中恢复发展,先后在江西日报、光明日报、总校校报等报刊上发表。还参与起草了省委在人民日报发表的《高举毛主席〈七·三○指示〉的光辉旗帜胜利前进》一文。1977年春天,为准备省教育厅和省农业厅联合召开共大负责人会议,动员共大在新形势下,举旗抓纲,为普及农业学大寨作出新贡献,我先后到总校和10多所分校作调查。7月30日,《七·三○指示》在人民日报全文发表,我们颇有春回共大的感觉。
    然而,就在教育战线推翻“两个基本估计”,开始欣欣向荣的时候,1978年,经国务院批准,江西共大列入全国重点高等学校;1980年5月,省委、省政府发出《关于调整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办学体制等问题的通知》;11月20日,省政府通知,共大改为江西农业大学。这样,总校就从半工半读改制为全日制普通农林院校;学生由社来社去纳入国家统一招生、分配;分校则改为全日制农林中专或农林职业技术学校。二年的时间,从改制到改名,时称共大“易帜”。
    共大在“四人帮”横行时没有动摇,“文革”结束后,本来应该更好更快地发展,却意外地“易帜”了。我无法接受这一反常的现实,内心十分纠结。
    1983年春节期间,我闭门撰写了《恢复和发展共大刍议》的论文,在江西师范学院《高师教育与管理通讯》第4期上发表。我认为,实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多种形式办学,原本符合国情、省情、教情,是党和政府一贯的主张。共大作为农业职业技术教育的一种重要形式,是江西教育工作的一大特色和优势,并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停滞甚至倒退,改制易帜,是不正常的,办好共大,势在必行。文章在强调恢复和发展共大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之后,就如何发挥优势,办出特色,加强领导,全面规划,提出了若干对策意见。
    1988年,在共大创办30周年之际,省教育学会组织在共大云山分校举行共大办学理论研讨会。江西教育学院著名教育史专家李才栋教授的论文题目就叫《共大三十年祭》。我提交的论文是《邵式平的共大办学思想和实践》。一年后,我又发表了《共大悲剧探源》,指出共大是在倒洗澡水时连小孩一起倒掉了,以悲剧的形式结束了自己从喜剧开始的22年的历史,教训极为深刻。我从指导思想上“左”的影响,教育法规不健全,领导决策民主化程度低,缺乏理论指导等方面,作了一些分析。
    人微言轻。我的这些努力当然不可能改变共大消亡的历史命运。今天,共大已经创办54年,易帜32年了,回顾既往,感慨万千,仍想对共大悲剧深层原因作些探讨。
    共大,是在学习苏联实行高度计划经济模式和教育体制下,在党的教育方针指引下诞生的,是我国大学制度艰辛探索中的一个亮点。共大实行半工半读和社来社去,在当时一边倒的全日制学校和毕业生统由国家包分配的政策下,无疑是一次教育制度的改革,一种办学形式的创新。但是,在社会还普遍存在城乡、工农和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的时候,共大实行半工半读、社来社去,在社会上形同“另类”,存在办学压力是不可避免的。共大诞生伊始,所谓“学校样子观”的争论,“向全日制看齐”和“争分配”的声音,就一直没有停止过,“文革”中学生上访的核心问题也是涉及切身利益的社来社去问题。
    假如当初没有国家纳入统一分配的巨大诱惑,而是像今天这样,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大中专毕业生都自谋职业,或许共大学生也不会争分配,而安心社来社去。省决策机关和共大自身也不会轻易改名改制,放弃共大旗帜。是共大社来社去超前了,还是改革大中专毕业生分配制度滞后了?共大真所谓成也社来社去,败也社来社去。
    假如邵式平在世,他或许不会赞成把半工半读的共大和全日制的江西农学院合并,把两种类型不同的教育合而为一,把“两条腿”并成“一条腿”。他或许能对共大招生分配政策作出某些调整和完善。邵式平理论素养高,目光远大,胆识过人。他从我省实际出发,认定社来社去是人才通向农村的道路,是有生命力的。他生前一再告诫共大师生,“不要向全日制大学看齐”,甚至在病榻上还叮嘱刘俊秀校长说,不要去争分配。邵式平办共大的前瞻性、创新性和坚定性,源于他理论的清醒。
    假如邵式平在世,鉴于他的资深革命阅历和巨大人格魅力,或许中央有关部门和省委在决策之前,会征询这位“邵大哥”(又称“邵闰王”)的意见,不至于贸然作出决定。邵式平或许还有更好的意见和建议,引导共大在新形势下更快的发展。
    当然,历史是不能假设的。邵式平是“文革”前一年去世的。今天,邵式平与共大离我们渐行渐远了。每当人们忆及共大时,对邵式平的办学思想和人格魅力,无不心生敬意;对共大办学经验和风雨历程,无不精神伤怛。而客观评价共大,汲取共大办学中的正能量,则无疑是农业和教育战线的一个蕴含深意的课题。(写于2012年9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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